亲密关系，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这表明，宋初皇帝与功臣宿将的矛盾已经化解在一种较为宽缓、平和的气氛之中了。
这种宽缓、平和的气氛，使得宋朝在其诞生之际就蕴含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开国气象。远在四川的后蜀政治家，就曾以旁观者的清醒，觉察出几丝信息。宰相李昊曰：“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宋王朝的这种“不类汉周”的开国气象有了更明晰的体认。如邵雍、程颐、范仲淹等就将“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大臣”作为“本朝超越古今五事者”之一；蔡确、吕大防、曾布等，则更把“不杀大臣”、“不杀士人”、“不杀谏官”、“不以文字罪人”等等，统统指称为“祖宗家法”，以为“三代之后，惟本朝祖宗所立家法最善”。
南宋名臣留正则云：“本朝自古所无者三。艺祖皇帝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一也；祖宗以来，世传二厚，虽甚威怒，未尝妄杀，故论者谓不嗜杀人，惟本朝有之，二也；徽庙光尧两行内禅，皆出自睿断，三也。”
“自古所无”云云，虽然不无夸耀，但也确实道出了宋代政治运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些变化──“受命之日，市不易肆”，较之于喋血宫门，兵连祸结，无疑多了一些文明和理性；威怒有度，不诛大臣，不嗜杀人，较之于天子一怒，伏尸百里，无疑又少了一些蒙昧和野蛮；至于“内禅皆出自睿断”（即皇帝本人自愿退位），较之于惯常的皇位争夺，也多少显示出理性与蒙昧的分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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