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正如王安石所言：“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文臣)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者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
北宋立国之初，重武轻文的风气依然如旧：开国诸将“官爵勋阶并从超等”，位重势大，“意多骄蹇”；而同为开国功臣的赵普，却屈居四品，“以枢密直学士立朝”。而“杯酒释兵权”后，第一代开国将帅调出京城，“各守外藩”，武人干预中央政治的局面为之改变。此后，新提拔的第二代将帅，资浅功薄，自然无法与赵普等开国文臣相抗衡了。故“杯酒释兵权”后不久，赵普即出任枢密使，开始执掌军国实权，后又“独相十年”，总揽朝政，文盛武消之势已是明若观火。
从更深的意义上看，“杯酒释兵权”所解决的，又是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即诛杀功臣，是一些开国之君惯用的手法。这虽然也可以部分地解决功臣对皇权的威胁，但伴随而来的腥风血雨，却会造成沉重的阴影，扭曲和戕害几代人的心智，从而对政治的昌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而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却选择了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杯酒论心，大将解印”，谈笑之间，解决了一个历代深感棘手的问题。当然，实际过程不会如此简单。但自建隆二年七月后，绝大部分功高资深的禁军将帅，既被解除了兵权，又保持了同皇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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