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不凡这个立法思想自认为是最接近于后世的，后世的立法思想是以人为本，时不凡这个法表儒里的立法思想是以社会公德为标准，这样相对是最接近的，也是这个时代儒家最能够接受的一种想法。
时不凡学习法律的时候，自然知道上古先秦的法家。古代法家提倡法制，可是这个“法制”绝非等同于后世的“法治”。后世的法治的核心意义在于百姓选出一些人作为代表，有些国家叫做议员，有些叫做民意代表等等不同的说法。然后由他们来代替行使立法权，而政府对法律负责，那也就是在间接的对国家公民负责，这样可以实现所谓的“民主”，这个才是真正的“依法治国”。
可是古代的法家，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古代的法家的核心思想完全不同，古代法家的立法思想是在于君王。古代法家的立法权在于君王，君王号称是口含天宪，言出法随。古代法家提倡的立法权在于君王，而君王是唯一一个超脱于法律之上的，是可以随便立法的人。君王对于法律有设立权，修改权，甚至特别赦免等等权力。可以说法家所提倡的“法制”，那是为了维护君王中央集权的思想。
古代的法家是君王集权的工具，是为君王集中权力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古代的“法家”所提倡都是君王拥有绝对立法权，而万民和臣子必须要服从于“法”。通过服从于“法”来表现对君王的忠诚。
这个也就是古代的立法权和后世的立法权的最大区别，可是却代表
第八十三章 法表儒里(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