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所知有限，具体到王亶望是如何用冒赈开销情弊一节，也无法提供更多的线索，只是说甘肃省各地方报灾数目全部由布政使司决定，如果要了解更多，只能去查阅王亶望任内时各属报捐实收及开销赈粮的原始账簿。
福宁走后，阿桂与李侍尧又提讯了巩昌府知府宗开煌。乾隆四十一年（1776）时，宗开煌任安西知府，安西下辖敦煌、玉门两县，正是所谓的“赈灾重地”。他供称说：“我任内敦煌、玉门两县册结时，因王亶望要求，不得不在省城出具假结。”
得到福宁和宗开煌的供词后，阿桂与李侍尧相视而笑。至此，甘肃捐监冒赈案已经浮现出冰山一角，王亶望和王廷赞的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了，下一步，就是要将其中舞弊分肥、冒销勒买的详细情形查出个究竟。为此，二人连夜调阅了布政使司的账簿。
、]只看了几本，李侍尧便发现了一个重大巧合：凡是捐监人数多的地方必然有干旱，赈粮也相应的多，捐监人数少的地方则少有灾赈。举例来说，乾隆四十年（1775），甘肃首府首县皋兰县报捐实收四千八百张，应当收纳监粮十九万一千九百余石，这一年即开销赈粮十五万五百余石、银一万七千余两。次年，皋兰县报捐实收八千张，应收监粮三十二万石，这一年即开销赈粮二十三万四千八百余石。连续两年，收捐与开销大致持平。实收捐生之多寡竟然与各州县被灾之轻重如此契合，显然已经不是巧合，而是王亶望与地方下属串通侵蚀、任意开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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