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纷移居蒙古各地。短短几年间，在色楞格河、鄂嫩河、鄂尔浑河和特斯河流域，俄国移民聚居的村落已然是星罗棋布。在很短的时间内居住在那里的俄国人，其总数就超过了十万人。仅库伦一隅，登记在册的俄国商人就有三千六百二十七人。再加上每年定期往来的商队、探险者和游历者，总数当在五六万人左右。
在沙俄政府的压迫下，清朝政府在新疆、蒙古的边境上增设三十五处过界卡伦，所有这些卡伦都准许俄国商人自由出入。而实际上俄国商人根本就不照卡伦行走，肆意妄为，经常随便从任何自己认为方便的地方越过边界，进入大清国境内做生意。在乌里雅苏台市场上，俄国棉织品在市场总份额中占了四分之三。不仅是在乌里雅苏台，包括整个喀尔喀和新疆大部地区在内，俄国商人设立的洋行差不多控制了大清国西北和整个蒙古地区的贸易，甚至发生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国商人在新疆的塔尔台设立伊塔茶叶公司，由于部分俄商的阻挠竟然不能够开张。大清朝廷对俄商的减税区域进一步扩大，原先仅限于由恰克图、尼布楚二地输入归化城、张家口、天津等地的俄国货物减税三分之一。从此，俄商又增添了进入大清国的商路，进一步扩大了在蒙古地区的陆路通商贸易特权。清朝政府还许诺，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区，“俟商务兴旺，始由两国陆续商议添设”。
与俄国商人在中国通过各种方式得到减税和免税的优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商人作为本国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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