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戏剧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是戏剧学的使命从社会历史哲学通向人类学的道路。
布莱希特的很多戏剧主张，都出自于他强烈的社会历史责任感。他急切地要求剧场成为观众深入地思考社会历史命运的场所，因此，他反对传统戏剧在制造幻觉的时候造成观众的审美迷失。
他无法容忍观众完全沉溺于戏中的规定情景，忘记了自己有可能对这些事件作出独立的评判。在他看来，当观众一旦迷失在戏剧的情景幻觉之中，实质上也就是斫伐了观众的主体性，使之成为不清醒、不健全的人群。
因此，他既要戏剧在整体上保持一种宏观而清醒的叙述态势，使各个情景依附于叙述主线，又想方设法制造各种间离效果，使观众面对各个戏剧情景能保持住个体自由。这样，戏剧与观众的天然关系也就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布莱希特的这种努力，没有使戏剧成为社会学和历史哲学的附庸，反而拓展了戏剧的本性。这一点，证明他是一位严肃而地道的戏剧家。他奇迹般地把历史激情、思想热忱全部衍化成了戏剧学内部的课题，从而使他与前几个世纪许多戏剧活动家有了明显的区别。那些戏剧活动家驱使戏剧去完成某些社会使命，而当这些使命完成后，戏剧主体的变化并不大；布莱希特则不同，他也从社会使命出发，却从根本上触动了戏剧本体。叙述体、历史化、间离效果，都成了戏剧本体论的题中之义。
但是，另一方面仍应看到，布莱希特的这
附录1 布莱希特之后(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