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主张，明显地包含着主动引导观众的成分，不全是迎合。
事实上，当时罗马许多观众情状，要比他上面描述的还要不堪，除了铜臭味还有血腥味，喜欢看人兽搏斗，喜欢看野兽扑食基督教徒。公元前一世纪后半期，戏剧几乎完全堕为没有教养的贵族的消遣品，竞艳争富，展览机关布景，在舞台上陈设比实物还要豪华细致的道具，要房则与造真房无异，需船则真船游弋其上，一派宫廷俗气，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哪里还谈得上艺术？在这种情况下，贺拉斯的主张，无论就“教”还是就“乐”而言，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由于贺拉斯的地位、处境和立场，他公开予以贬斥的倒是那些对戏剧并无荼毒的劳动者：“观众中夹杂着一些没有教养的人，一些刚刚劳动完毕的肮脏的庄稼汉，和城里人和贵族夹杂在一起——他们又懂得什么呢？”充斥着狭隘的奴隶主偏见。
为了更好地发挥“寓教于乐”的作用，贺拉斯在《诗艺》的结尾部分出色地论述了艺术家的工作态度问题和艺术批评问题。他说，世界上其他事物犯了平庸的毛病还能勉强容忍，唯独艺术家不能。艺术品“若是功亏一篑不能臻于最上乘，那便等于一败涂地”。因此，艺术家要以极端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写作，写了得听听名家批评，“然后把稿子压上九个年头，收藏在家里”，不然，放出去就追不回来了。
至于艺术批评，贺拉斯反对捧场：“出殡的时候雇来的哭丧人的所说所为几
三、更多地考虑观众(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