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走向，有什么特殊意义？其中有没有负面意义？
王牧笛：
我觉得司马迁的特殊地位在于他是一个史学体例的开创者。在他之前，孔子赋予了历史一种功能，就是“以史言志”，比如他写《春秋》，是把自己的志向和理念融入到历史的记录当中，分辨善、恶、褒、贬，判断是非。司马迁把孔子的功能追求规整化为一种结构性体例。
王安安：
除了一个结构性的体例外，《史记》还创造了许多“原型”的人物，比如我们会说谁是“项羽式的人物”、“刘邦式的人物”。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以人物为核心的写史的方式，影响深远。现在很多历史事件我们可能记得不那么清楚了，但是那些人物却留在了我们的文化记忆当中。
余秋雨：
你们两位都说得很对。《春秋》，包括《尚书》，以一种大事记的方式提供了一种“史学理念”，但在“史学理念”之后还必须创造一个可以长久延续的“史学模式”。这个模式，就由司马迁创造出来了。理念是像云一样飘荡的东西，人们可以仰望它的光彩，但是要完整地按照一定的格局和程序承接下来，必须有模式。如果史学模式没有创造出来，这代人按照这种方式写，那代人按照那种方式写，上下缺少可比性，这也就构不成历史气脉。世界上其他古文明往往就出现这个毛病：某一段历史有记录，某一段历史是传说，某一段历史是空白。相比之下，中国的史学模式实在
第二十一课 二十四史的起点(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