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也就是说需要凑足三个以上的证人，并且众口一词的指认被告人，才能将其定罪论刑。在大多数连一个证人都不可能存在的案件中，要执行这一规定，这无疑是极其困难的。
《清史稿》中就不无无奈地提道：“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律虽有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之文，然非共犯有逃亡，并罪在军、流以下，不轻用也。”意思是法律虽然有“众证明白”的规定，但一般没有被告人的口供，要想定罪是极为困难的。诚如斯言，在法律明文规定无言证不得定罪的情况下，如果被告不认罪又没有足够的证人，莫说使无辜者蒙冤，就是要将真凶绳之以法也是极为困难的。然而，没有任何难题难得倒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古代的司法工作者自有他们的制胜法宝，那就是刑讯。
对口供的病态追求
阴魂不散的刑讯逼供
法庭审判不是有奖竞猜，面临牢底坐穿的风险，没有谁会主动认领指控的罪名。因此古代法律允许下的刑讯逼供，就成了当时司法工作者主要且唯一的侦缉方法。
从现存资料看，中国刑讯史最早起源于西周，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出现了系统的关于刑讯的法律规定。《秦律·封诊式》记载的秦代刑事司法程序中，被告人拒绝供认，经过语言恐吓后仍不认罪的，即可动手上刑，但刑讯手段必须记录进庭审笔录。到唐代以后，对刑讯逼供有了更详尽的规定，不止更加严格的限制了刑讯的、次数方式、条件，而且规定
第十三章 司法千年痼疾(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