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主要的力量参与了胡适的成长：一是儒学的人生信条与伦理传统，主要依据着其父亲所编的两本书与学堂中的儒家经典；二是“笑话书”（即，“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在内”），使他“得了不少白话散文的训练”与“把文字弄通顺了”；三是他母亲的影响——“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接人待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感谢我的慈母。”
《从拜神到无神》揭示的是这样的矛盾：程朱理学与神佛迷信；前者提倡“格物穷理”，教人“即物而穷其理”；后者令人迷信神佛地狱，陷入宗教形式而求神灵庇佑。
朱子《小学》“形既朽灭，神亦飘散”一段话，《资治通鉴》中记范缜《神灭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一段话，让胡适相信：“我不知不觉的成了一个无鬼无神的人”。范缜与人论辩的话，动摇了胡适家中女眷所熏染的“佛教的果报轮回说”。经过这样的思想解放，胡适不再怕地狱与轮回，不再虔诚拜佛拜神……
《在上海（一）》和《在上海（二）》写的是从1904至1908年，胡适在上海求学的经历。
在梅溪学堂，胡适写曾纠正先生的错误：“这个'传曰'是《易经》的《系辞传》，不是《左传》”；根据先生出的题“孝弟说”而“勉强写了一百多字”，“一天之中升了四班”（进学时是第五班）；仅几个月，他从一个全不懂得上海话的“乡下人”升为头班学生，到后来
第566章 胡适的《四十自述》(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