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时期，为了反击匈奴，从而【变无为为有为】，为了在政治上统一人心，顺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趋势，遂对汉初几十年这无为而治的做法予以了一定程度上的否认。
但是在苏咏霖看来，没有任何一种执政方式可以称之为无为而治，真正的无为根本不可能治理国家。
所谓的无为，本质上都是王朝建立初期集合一大群能人制定好完善的律法、革除前代弊政之后照章办事，官府官员守规矩、不搞事、与民休息，是一种较低损耗的组织形式。
和平建设时期，这种低损耗模式的优势很明显，只是全面战争时期，这种较低损耗的组织形式不能适应高烈度的全面战争。
想想也明白，人类社会一旦形成一个组织，哪里能存在什么所谓的无为而治呢？
民众体感的无为而治，恰恰证明了官府执政的成功。
官府设置了一套规矩，自己也进入其中，大家一起规规矩矩照章办事，不超脱，不乱来，不破坏规矩，时间长了，最初的有为就成了底层民众体感上的无为。
想要办大事，需要有为。
想要治理好一个国家，积蓄国力，并且得到民众的认可，降低执政成本，恢复民生和因为战乱而损失的人口，就需要“无为而治”。
虽然时代变了，斗转星移，汉初黄老之学倡导的无为而治已经不可能适应当下的生产力状态，强行回到过去，那就和王莽一样，那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大型社会实验。
一千六百 无为和有为(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