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他：“为什么第一部电影会关注矿工？”
他娓娓道来，语气淡淡的，带着几分沧桑：“小时候，父母在矿井下工作，有一天出了事，瓦斯爆炸，他们都没上来成，那时我被反锁在家里，一个叔叔撞开我家大门，告诉我，你父母永远回不来了。我还不懂事，愣愣地看着那个叔叔，都不知道哭。后来我被送到孤儿院，从此，我的灵魂便无法回避‘矿工’两个字。你的书里也将讲到了中国的矿工，很深刻，引起了我心灵的共鸣。”
“谢谢，矿难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永远都不会老的话题，你觉得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实在的事情，才能阻止悲剧继续发生？”
杜锋并非呆板无趣的人，他说：“讲个笑话，《笑林广记》中的。说一杭人爱嫖，一分家赀尽行嫖完，穷得只剩一文钱和一条麻布裤。犹自芳心未艾，来到西湖看美女。买了一文钱炒豆，独坐桥头，把豆子放在裤裆上。见游女姗姗而来，不觉春兴勃然，那话儿挺立起来，把豆儿挺立一地，杭人指着**骂道：‘我好好一分世业，都被你给我搰捣光了。剩下一文钱的家当，还被你给我抖搂掉了，我与你何冤何仇？’面对黑煤矿泛滥，监管部门不但没有从根源上采取措施来根除，反而学起汉初统治者推行的‘黄老之术’来，这和那‘杭人’有什么区别？”
我笑了笑，说：“我们回到电影上来吧，您觉得中国电影跟世界高水平电影差距在哪里？”
“差距在信仰上，不仅是影人
第七十二章 世界的弃儿(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