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太宗皇帝的两段议论,关于皇帝个人与中书门下、政府百司之间的关系,论述得何其精采,又何等深刻!他把君主个人专制和宰相集体论执的“须合变通”,对立统一的必要,说得清清楚楚。历来人们引用这两段文字的很多,但很少有人把这些议论提高到国家政体上去认识的。《贞观政要》的编者吴兢确有卓识,他是把这些对话放在《政体》中加以考察的。
李曜一直觉得后世的历史研究有一个很大的偏向,就是偏重于人事,而忽视制度。在他穿越的前些年,写唐太宗个人政治作风的文章很多,也都不免于这个偏向。而他本人是学法律出身,关注制度远远超过关注个人。
其实,太宗皇帝也很看重制度。他认识到相权对君权的制约及其作用,因而能以政事堂为舞台,导演出有声有色的“贞观之治”。
第二次权力危机是武则天篡权。武则天从高宗永徽五年入宫,到载初元年九月九日即位做皇帝,经过三十六年的惨淡经营,通过一条阴险狡诈、血腥残忍的道路,造成中央政权几度危机,然而因为有政事堂制度的制约作用,遂使得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仍能稳定地向上升的趋势发展和前进。
武则天在位二十一年,先后用宰相七十六人,被杀者十四,被流者十,被贬者十九人,仍然出现一大批直臣名相,如狄仁杰、姚元崇相于内,娄师德、郭元振将于外,在政事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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