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业组织，与之对应的“西家行”自然是工人组成的劳方行会。不过“西家行”还带有一丝工会性质，有短时失业救济、伤病救济、蒙学夜校等互助慈善的内容存在，更重要的是，东西家行还是劳资双方关于薪水问题谈判的平台。
于是所有人都明白了，这么一来，官府便从劳资双方的对立中超脱出来，成为双方谈判的监督者和最后仲裁者，不劳有激起民变之虞；而就劳资双方来说，上会馆总比直接“齐行叫歇”乃至“聚众殴抢”要温和得多，也不至于出现必须官府介入镇压的失控冲突。
武成六年三月三十日，华夏盐铁衙门以部门令的形式正式颁布《东、西家行行事范则》，从而从国家政策角度确定了华夏国内商业自治的基础，从而使得民间社团这一历朝历代严防死守、严禁“结党营私”的政策开始走向消亡。
当然相比颇有身家的东家行众人们，对于以无产工人为主的西家行，华夏官府的控制更为严格，不但盐铁衙门在西家行有公董监事，而且刑部也会在西家行设置眼线“明晰动乱之本源，以备随时根除之……”
除了盐铁衙门的《东、西家行行事范则》以外，度支衙门税务司还以“工头揽活、居间抽分”有偷逃国税之疑为由禁止华夏境内重新出现包工头，“今后但凡雇佣伙工，只准通过西家行进行，所雇名单亦需备份呈报，唯学徒除外……”
为了避免因为包工头消失而导致用工荒，华夏学部还根据郑克臧的暗示颁布部门令劝谕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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