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
五、次年(康熙四十三年刚刚下了两场雪又开始出现旱情：“麦秋种者旱死之，春种者蜚死之，转湾种者高田亢死之”，“粟至此价亦腾，斗至千钱”。
百姓只好食树叶果腹：“春初，榆皮一空，遥望玉树成林，杨柳槐因叶及枝，髡之童童焉。”而山东淄川受灾更为严重：“六郡皆患荒，淄独患再荒；六郡皆患旱，淄独兼患蜚”。
老百姓在大灾中绝望无奈，“人无复望”。
大灾下，治安混乱，盗贼蜂拥，淄川则更为动荡：“六郡皆患饥，淄兼患盗。自冬警盗，邑无宁村，村无宁日”。
家中如果存有满斗的粟，成贯的钱，箱子里有完整的衣服，那么就没人敢闭眼睛睡觉，一旦防备稍稍松懈，就会“白刃加颈矣”。
社会财富急剧减少，又分配不均，导致“盗又益多”，“或至四五十人为族，纵火烧村舍，杀人行淫，罔不至”。
大部分百姓面对强人只如待屠羔羊一般：“微独不敢报，亦不敢伤”；敢于反抗的百姓却面对着“盗杀人官不问，人杀盗惧官问”的尴尬处境。出现了“盖为盗官不知，人命官知之”、“盗犯无死法，人命犯无生法也”的黑自颠倒、善恶不分的情况。
这些详尽的记述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大灾当前，清朝政府亦失去了强制力；清代基层官吏管理无力、昏聩；法制软弱、不合理。得不到官方的支持，百姓对盗贼只能进行“但矢去镞，铳去丸以惊之”之类
选择康熙四十二三年穿越的原因以及饥民惨状(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