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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新潮”评论家还是很有精英意识和专业精神的，这使他们的评论不仅“新潮”，而且也有一定的“水准”。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市场化进程深入，随着消费主义流行，这种精英意识和专业精神也逐渐云散，这种专门化、职业化的批评范式也逐渐失效，文学批评门槛越来越低，标准越来越随意，逐渐市场化、世俗化乃至市侩化，大致到199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就已风光不再。
由于一些“新潮”评论家是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审美领导权取代现实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的，因而，他们在进行文学批评时不仅不能保持客观，而且还相当偏执。
比如，在“重写文学史”时，他们对革命文艺几乎全盘否定，而对与他们“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则不遗余力地予以褒扬、肯定。比如，在谈到“红色经典”时，有“新潮”评论家一口咬定“这个概念不科学”，因为，“只有经过漫长时间的考验，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才能够称为‘经典’。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国家，如果要找经典作品，只能是从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经过时间考验的作品。而所谓当代文学史发展到现在也才五十多年。
‘红色经典’，这个概念本身对‘经典’这个词是一种嘲讽和解构”。在这里，时间长度是经典与否的唯一标准，然而当谈到他们的“同时代”作家贾平凹的长篇《秦腔》或余华的长篇《兄弟》时，
第七百二十章 濯清涟(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