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往往也是由于疏于文本。
三是一些学院派评论家，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对文本研读不深，或者虽然认真研读了文本，但却本末倒置，不是用自己的理论来深化对作品的阐释，而是用作品来论证自己理论的神奇，致使一些评论文章要么离题万里，要么生硬乏味，其效果与影响差强人意。对上述三种“评论家”而言，“不能对文本视而不见”的要求可谓合情合理。
不过，就像我们必须承认在文学评论界的确存在“对文本视而不见”的问题，并因此导致当下文学批评遭受普遍质疑，甚至声名狼藉――不止在一个场合，笔者看到一些评论家在展开批评之前先自我嘲讽忙得顾不上细看作品的不堪情境――一样，我们也必须承认，在相当程度上，这个问题被扩大化了，并掩盖了主要问题，或者说，掩盖了对主要问题（比如，“对文本视而不见”的问题是怎样产生的？）的追问，因为说到底，像上面提到的那三种要么“无知”要么“无畏”的评论者，在评论界毕竟只是少数。
说句实在话，在文学评论界，大家基本上都知道谁“对文本视而不见”，只是心照不宣罢了。有时候，作家之所以需要这些“对文本视而不见”的评论家给自己写评论，或邀请他们参加自己的作品研讨会，要么是因为他们早已功成名就，虽然现在不认真作品了，但他们的名字就是个好招牌；要么是因为这些评论家手中掌握着诸如刊物之类的话语平台，而有这样的平台，读不
第七百二十章 濯清涟(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