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关系，因为欠薪的并非我们天启。付先生，不知道你和你的兄弟们、和中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了吗？”
显然，黄山河一直在假装为难、假装真诚。应对这类事，他可在行了，说的句句都是毒点。农民工维权，始终都是个大难题。房产开发商将工程交给建筑商后，建筑商往往会对工程进行层层转包，一旦发生欠薪事件。便相当于产生了许多诉讼的主体。而这些承包商通常会展开“踢皮球”，造成长时间的拖延，使农民工的维权成本持续升高。
此外，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强和层层转包等原因，使得真正签订有效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少之又少。许多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农民工并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解决劳动纠纷的取证十分艰难，律师们最后甚至只能将农民工的工资表、考勤记录当作间接证据呈给法庭。
正因如此，即便是能打赢官司，前期取证调查需要的时间实在太长，等到用工方的官司了结，维权事件启动后也还得要走完包括强制执行的14个程序，面对繁杂的程序，许多农民工会失去耐心，因而采用了别的方法——这就是花式讨薪背后的真正原因。
这些，刘扬帆自然很清楚，他回答黄山河道：“这个黄经理多虑了，无论是在协商阶段，还是以后可能走向法庭，我们都将用集体诉讼的模式来处理这个案子。”
所谓的集体诉讼，也叫代表人诉讼，是指多数成员彼此间具有共同利益，因人数过多致无法全
第一零五章 你一刀，我一刀(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