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引起了很大反响。各界人士无不奔走相告，但也有少数立宪派激进人物如《大公报》主笔英敛之等人，颇为冷静地指出这一派员出洋考察的举动所存在的问题：“近者以势驱情迫，无可如何，朝野乃竞言立宪，政府遂有派四大臣出洋之旨（当时尚未决定加上山东布政使吴宸轩）。此一举也，各国注目其措施，各国评议其利弊，大都以此为改良政治之起点，中国之转弱为强、化危为安，或此是赖。但又群疑满腹，虑所遣之非人，未必能探取各国政治之精义，将有宝山空归之叹”，并提出，希望以“侯官严又陵、丹徒马湘伯、南海何沃生、三水胡翼南”等人代替出访的五位大臣，以真正达到考察之实效。自然，民意尚无如此力量改变政府的决定，而五大臣出洋考察也就这样提上了日程。
五大臣出国一事由于发生了9月份的吴樾炸弹谋杀案而推迟至今。原定出国的兵部侍郎徐世昌已获任巡警部尚书，商部右丞绍英在谋杀案中受伤，均不能成行，清廷另任命戴鸿慈、李盛铎代替。五大臣出国的路线是由德国驻华公使代拟和安排的。
光绪三十一年12月11日，被清廷委派出洋考察西方政治的镇国公载泽、两江总督端方、顺天府丞李盛铎，离京启程前往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鉴于上次出行的教训，这次出发时，北京火车站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实行戒严，所谓闲杂人等一概不能入内。“车站稽查严密，外人不得阑入”。按照惯例，完成拜祭祖先仪式、求得祖宗
第一百九十八节 宪政考察始启程(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