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基础、科学文化乃至人才发展而言，在新质基础上开始的新的飞跃却是离不开量的积累的。
换而言之，“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单拿出来自然是片面和狭隘的，但从总体上看，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立强盛不可或缺的因素。光凭革命家的鼓动和宣传能够摆脱列强的压榨欺侮吗？没有长时间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方面的艰苦创业和艰苦的量的准备，革命固然能推翻一个旧社会，但新社会的形态又会是什么模样呢？
而阿发的问题看似简单，却隐含了这样的思想和判断。就象鲁迅先生说到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难道就因为从事的工作不同，做事的方法不同，而不把他们看成是新世纪复兴中华民族的脊梁？
而在中国古代，“革命”的意思很窄，只指改朝易姓。革是变，命是天命。这一词义，两三千年里都没有变化。
直到一**零年前后，晚清王韬的《法国志略》才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的“革命”、“法国革命”。由于“革命”的现代用法初进中国时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以及这个字眼在本土原有的语义，使它从一开始就有两种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义。特别是后一点，使清政府只说“乱党”，“贼党”，“叛党”，而绝不愿使用“革命党”这样的虽然已经流传开来的字眼。
既然“革命
第六十七章 革命党？(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