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会等反政府组织都是在日本组建的。那时很多汉人来到日本的头两件事就是：第一是剪辫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第二是自称“支那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由于那时“中国”这个词还没有被公认，所以很多革命家直接借用日本式称呼称自己是“支那人”。
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支那亡国”是指明朝亡于清朝的那一年）；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会党报《民报》的前身。即使是立宪派的梁启超，也用“支那少年”为笔名，康有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诗中称“我是支那第一人”。
当时很多中国的革命家使用“支那”这个词称呼自己，亦说明那时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国，不但没有贬义，反而含有对中国汉人的尊敬。如果日本人按照当时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把中国人称为“大清人”，把中国话称为“大清语”，对中国的汉人来说，反而会感到被侮辱了。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正式国号从“大清帝国“变成“中华民国“，由此而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支那“争论。
但是，作为穿越者，徐天宝却对这个词十分感冒，这无形中也使得徐天宝对那些以支那人自称的所谓革命家们多了几分不屑。
1906年4月18日，《民报》第3号以号外形式公布了《〈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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