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巨富。例如垄断盐业的两淮盐商中居于散商之上的总商，多“富以千万计”，至于“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彼纲总者，得嬉笑而呼叱之”。
十八世纪时，江浙粮商在镇江、苏州、杭州、湖州等处，遍设粮仓，各仓经常积谷至数十万石。像这样大量地屯积粮食，没有巨额资本，是难以做到的。而这种情况，并不限于江浙两地。
再比如十三行中的大行商伍秉建，据李颖修从卢文锦，叶上林等人和伍秉建的账目往来推断，其财产超过两千万两。
在行业中积累的资本也极为可观，比如广东沿海的诸位船商，拥有三四十艘沙船的有十余家，按每艘沙船七千两银子计算，每家船舶资产就有30万两左右。广东每年北上天津的沙船，不下数千号。这些船只，大的载货三千担，小的载货一千六百担。如此庞大的沿海贸易，其背后的资本也可见一斑。
十三行及其他商家以及某些地主的资本，不仅经营实业，还涌入钱庄、票号、典当业。康熙初年，全国典当业有两万二千多家。每家资本，最多达八万两，最少也有一千余两。全国典当业资本，按最低的估计，也在两千万两以上。钱庄、票号，在一些商业中心，也有很大的势力。上海在十八世纪初年，开始有钱庄的创设，至十八世纪末叶，则已超过百家。
广州开埠以来，钱庄票号的生意后来居上，由于专营外贸，商贾云集，最初均须携带现银，为数达数百万两。至十九世纪初，则改由汇票往来，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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