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半条，浑身都是伤，然后在一份他自己也搞不太清楚的供词上签字画押，白白牵连了一大批人。
周彬就将这份供词呈报到了薛崇训的面前，又详写了一份卷宗。案件卷宗就像在写一个故事，将一件本来是私人恩怨的小事搞成了一桩极具阴谋色彩的大案，一些士家旧党心怀不轨，利用他人设套，继而造谣生事想搞臭苏晋云云。各种动机弄得十分详尽，和真的也没多大区别了。
薛崇训读了卷宗已信了八分，虽然其中缺少必要的证据，但这事儿要找到真凭实据也不容易。他心道：案犯毕竟和苏晋沾亲带故，如果没那回事，苏晋为什么一声不吭？
就在这时二龄求见进言，张九龄劝道：“此事不宜继续查下去闹大了，难道晋王要改变亲王国定策么？陈英案的始末无论查没查清楚，也不能在这这事儿上拿士族动手。他们就算真干了，也不过是扯些无关痛痒的事，这种情况在当初议策之时不时已有预料么？我们应作出容人的姿态，重在安抚众人，而不是将是非扩大，积下怨气。”
薛崇训沉吟未答。他想起昨晚重读的《王莽传》，新朝后期不满当政的人越来越多，渐成墙倒众人推之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薛崇训并不是个狂士，他常常也是对世间规则有敬畏之心的。
当然他认为王莽政权的失败不是因为得罪了某某一些人，而是影响了太多人的利益，那才是根源。眼下造谣这等龌龊之事不过是小事而，自然不能相提并论，但当政者谨小慎微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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