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郡，说董卓罪恶，天子危逼，企望义兵，以释国难”，没有他“诈以三公为名，呼吁州郡起兵”，拿出“三公”来做“讨董”的政治号召，袁绍再能耐，讨董这事儿也不一定能做起来。
其次，即便是有了桥瑁的“诈作三公移书”，响应袁绍起兵的那些州郡长吏们也不多，只有十来人，而且这些人大多是和袁绍关系紧密的人，袁绍、袁术、袁遗三人不说，都是袁家子弟，韩馥是被迫的，其余的那几个如孔伷、桥瑁、刘岱、王匡、张邈、张超、鲍信、曹操等，则要么本就是袁党中坚、要么是一向和袁绍交情极佳、又要么是早就依附袁绍了的。
像李瓒、陈纪等等这些也是一郡太守，同时也是党人名士的诸人就没有一个响应袁绍的，徐州刺史陶谦去年刚击破徐州黄巾，手中很有兵马，可也没有跟着袁绍起来讨董，只是坐观而已，由此就可看出，“讨董”这个事儿的本质不是“天下郡国讨董”，而其实只是“袁党讨董”。
既然即便有了“诈作三公移书”，也是响应寥寥，只是“袁党”讨董，而在起兵后“这些讨董诸侯”又是各有心思，仅仅是表面上遵袁绍为盟主，实际上并不肯卖力去击董卓，那么这件事最终的结果自然也就如姚昇的判断了：“亦难成也”。在原本的历史中，也确实没有成功。
不过，话说回来，这件事虽没成功，可它的意义却是长远的。
最关键也是最主要的一个意义：这件事在“讨董”上虽没能成功，但却“成
72 诸荀居家交豪俊 长文将至更添才(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