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不能定义他是个罪人，是个坏人。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后，王圆箓曾经尽过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他徒步行走五十里，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奉送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希望这些终见天日的经文被重视。然而，严泽认为这是废纸。
后来，敦煌来了新知县汪宗翰，王圆箓又锲而不舍地去找汪宗翰报告藏经洞的情况。汪宗翰顺手拣走了几卷经文，就对藏经洞不管不顾。王圆箓不过是个因为生活所迫，成为道士，流落到敦煌的可怜人，他没读过书，他甚至不懂藏经洞的价值，但他依旧有一种使命感，在两次找知县无果后，仍不放弃。他风餐露宿，赶着毛驴奔赴酒泉，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走了八百多里，找到时任安肃兵备道道台廷栋，上报藏经洞，然而还是无果。
他更曾经向各级官员求助，冒死向慈禧上书，却都是石沉大海，音讯全无。他无数次为文物奔走，已经不是常人能做到的了。
斯坦因带走中国文物时，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被官兵保护的，他一个穷道士，没钱没权，是没有能力拒绝的。他不过是无意流离到敦煌，就为了敦煌，勤俭节约，云游化缘，修缮洞窟。当时的当地人都称他为“王阿菩”，说他是像菩萨一样的善人。他后来的所为，到底是处于什么心态，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记》有说到，王圆箓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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