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
他提出：“不要把灾难写成旨在造成不幸的邪恶意志，更不要写成由于缺乏理智，而应该写成环境所迫，不得不然。”
对此，席勒更明确地提出：“假如受难的人和引起苦难的人都是同情的对象，那么，同情的程度便会更加强烈”；“假如灾难的原因还是各自合乎道德的，碰在一起才酿成了必然的灾难，如高乃依的《熙德》，那就更好了。”
总之，要为同情和感动让出足够的地盘来，这是悲剧艺术的真正用武之地。同情和感动来自于道德，因而要让其他感情形态让位于道德，无论剧作家、演员、观众，都不能受感情的盲目统制，而应该让理性超越感情的阴沉迷蒙的氛围挺立起来，进入一个处处闪烁着普遍真理星光的明朗的境界。
那么，如何才能使感动和同情发挥最高效能呢？席勒认为关键在于要使观众产生“受苦的想象”。这种设身处地的想象是一切同情心的前提。至于如何制造这种想象、激发同情，那便是悲剧创作的具体问题了，他把这些问题归结为四种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