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又很自然地成了既定思想轨道的体现者。于是，这四十个“不朽者”，也就是古典主义许多“不朽”规范的制订者。只要出自他们之手，无异于文艺法典的冷然条文。这在黎塞留时期，可以说是君主专制在文艺领域的一个缩影。
法兰西学院在戏剧方面做过的一件著名的事情，就是对当时著名剧作家高乃依的悲剧《熙德》的批评。
《熙德》于一六三六年上演后受到普遍欢迎。同行中有人妒忌而进行攻击，高乃依及其拥护者出来辩护，事情闹到法兰西学院那里，黎塞留也很快得知了。这位首相授意法兰西学院撰文批评《熙德》，由学院创始人之一沙坡兰执笔。写出初稿后黎塞留曾提出意见作了一些修改，后于一六三八年正式发表。
法兰西学院的意见，当然是从古典主义的原则提出的。一度自我辩解的高乃依一见来头，就不得不附和。此后，他的剧作对于古典主义的规矩就相当谨慎，不大敢去逾越。大喜剧家莫里哀虽然有不少突破，却也尽可能遵循，把自己无穷的才华倾注在既定规范之中。
但是，无论是高乃依还是莫里哀，都常常流露出勉强就范的苦恼。例外的是另一位剧作家拉辛（一六三九——一六九九），“三一律”之类对他来说似乎是得其所哉。他能从容不迫地写出他要写的一切，却又不触犯所有的戒律。甚至给人一种感觉，拉辛如果突破了这些限制反而会写不好。这情景就像中国古代那些稔熟于诗词格律的诗人，格律对他们来
第二节 法国古典主义(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