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含着一种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大胆。
因为那场灾难，从开始到结束，都与“戏剧”密切相关。从历史剧《海瑞罢官》到八个“革命样板戏”，很多人的死亡和受难，只是因为说了几句与“戏剧”相关的话。有时，仅仅一句半句最平常的戏剧评论，就身陷囹圄，或命丧黄泉。而我，居然在汇集全世界的戏剧学，这实在是不要命的事情了。但是，我也就此证明，人类的极端性恐吓，有可能带来极端性勇气。
六十八万字的书稿，几乎每一页都与当时身边的极左言论背道而驰。我写的时候，并不是在批驳那些言论，如果这样，反倒抬举那些言论了。我自命的任务，是彻底鄙视它们，视它们为无物，判它们为无知。
我写这部书的时候，当然没想到出版，因为我无法想象灾难的结束。
我只希望，写完，厚厚几叠，用油布包起来，用麻绳扎起来，找一个无月的深夜，爬着竹梯塞在屋梁上面。不知今后哪个年月，让后人偶尔发现。
正因为这样，当灾难出乎意料地过去，我和章培恒教授等人获得“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的时候，现场弥漫着一种刚刚从生死火线返回的英雄气氛。
记得大家都不怎么讲话，只看着那些低声抽泣的早已离世的获奖者家属。大家选举我代表所有的获奖者发言，我分明记得，北京的那个冬天，冷得清奇蚀骨。
在严寒中，我看着台下那几个还活着的获奖者，他们都抖抖索索，毫无
新序 不可思议的回忆(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