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自己也说过“文章憎命达”。这无异于告诉人们：文学是穷人的事业，这观点与孔夫子的“仓廪实然后知礼节”显然违背。文学与财富的关系，也就是说杜甫的立论是否正确，值得另写一篇文章探讨，这里略下不表。在这里，我想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的诗圣，一个瘦骨嶙嶙的穷老头子，生前颠沛流离，为五斗米折腰尚嫌不能，强抑嗽齿的穷愁，在达官贵人面前强颜欢笑的这位在大热天吃腐牛肉中毒而死的诗人，为何寓居三年多的一座草堂，竟有如此的宏敞亮丽？在这草堂里，杜甫写下了那首呼天怆地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如果草堂是今天这般气象，杜甫会如此痛哉惜哉，捎带着还把抢走茅草的邻家的孩子咒骂一番？
答案只有一个：这座草堂是后人盖的。从第二节里列举的历代重修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官府所为。这样就引出了第二个有趣的问题：我们的官府，为什么在杜甫生前如此吝啬，任其穷愁潦倒。但在他死后，又要如此大费财力，不厌其烦的修缮、扩建这一座已没有杜甫的杜甫草堂呢？生前穷愁死后荣耀都达到了极致，这究竟是荒诞的黑色幽默呢，还是原汁原味的中国特色？
前面已经讲过，诗在中国，首先是一种生存方式，其次才是艺术。且不说官场的附庸风雅已成痼疾，就是天生龙种威加四海的皇帝老儿，同样也要往诗人堆中凑。汉高祖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几乎是两个文盲，然而都有诗传世，刘邦的《大风歌》写得还不赖。御制诗应算
第82章 访成都杜甫草堂(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