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又参加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讨论，起码在6月10日才可离沪。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他无论如何不可能在6月22日赶到莫斯科——因为从上海到赤塔大约要十天，从赤塔到伊尔库茨克要四天，从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约半个月，总共约需一个月！也就是说，他即便6月3日一到上海，马上与马林、尼柯尔斯基见了一面，翌日就动身去莫斯科，也来不及！何况，6月22日是大会开幕式，他总得提早几天到达，那就更不可能在6月上旬回到上海。
张国焘的回忆录是在1971年写的，时隔半个世纪，把8月的事记成6月的事是很可能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的悼念张太雷的文章是在1928年发表的。他与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共事。他的文章没有提及张太雷在5、6月间曾回国一次，而是说：“11921年6月，张太雷同志与杨厚德（引者注：即杨明斋）一起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另外，查阅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其他代表的种种回忆文章，也未见到写张太雷5、6月间在上海。
信、汇款，由“二李”分别寄出之后，各地的小组商议派出代表。
〔北京〕
罗章龙如此回忆——
1921年署期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
二李发出了召开一大的通知(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