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和1919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扎维克（引者注：即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
陈独秀在和北京警察搞了一段不幸的关系之后（引者注：指转京警察逮捕陈独秀），便离开北京，一去不返了。其后只有一两次他乔装路过北京〔但未停留〕，数年之后他在有一次秘密路过北京时，曾来看我。但是无论怎样，自1920年1R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我们也就逐渐的失去我们的学报。因为《新青年》杂志，这个〔传播〕“中国文艺复兴”的期刊，〔在陈氏一人主编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渐变成一个〔鼓吹〕工人运动的刊物，后来就专门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了。[注释2]
胡适讽刺刷新后的《新青年》杂志，“差不多变成了《Soviet Russia》（引者注：即当时一本进步的英文刊物《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
两位“老伙伴”不光摆开“铅字阵势”，在报刊上鏖战不休，而且见了面，一个讲苏俄好，一个讲美国好，也争个没完没了。陈独秀挚友汪孟邹之侄汪原放的一段回忆。惟妙惟肖地勾画出这对“老伙伴”之间无可挽回的分裂。
那是1925年
刷新《新青年》，与胡适分道扬镳(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