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归国之心。
胡适的到来，理所当然，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
就在胡适步入北大校园几个月后——1917年11月，一颗耀眼巨星也进入北大。
此人便是“北李”——李大钊。那时，章士钊辞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职，力荐李大钊继任。
于是，“北李”、“南陈”同聚于北大，共商《新青年》编辑之事。
就在《新青年》不断添翅增翼之际，钱玄同又从北京宣武门外冷寂的古屋里，把一个埋头抄碑文的人，拖进了《新青年》的轨道。此人出手不凡，在《新青年》上头一回亮相，便甩出一篇《狂人日记》，使旧文坛发生了一场不小的地震！
那年月，同乡的概念颇重，北京城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同乡会馆。绍兴会馆坐落在北京宜武门外。据说，那里院子中的一棵槐树上，吊死过一个女人，所以无人敢住，倒是一个剃着板刷般平头的绍兴汉子不信鬼，独自在那儿下榻。他图那儿清静，又不用付房租，就在那儿终日抄录古碑。
地点冷僻，况且抄碑者心似枯井，与外界极少来往，几乎没有什么客人惊扰。只是他的一位穿长衫的老同学，偶尔光临。他俩在日本曾同为章太炎门生，所以攀谈起来，倒也投机。
这位来访者，便是《新青年》编辑钱玄同。那位抄碑者姓周名树人，后来以笔名鲁迅著称于世。
他俩曾有过一番看似平常却至关重要的谈话。鲁迅在《〈呐喊〉自序》
群贤毕至北京大学(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