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和王安石，苏轼的政治立场比较拧，林语堂说他专门在政治上唱反调。新党实行改革的时候，他觉得改革过激了；旧党上台了，他又觉得推翻了改革措施不好。记得秋雨老师曾经说过，苏轼死在政治上，生在文化上，这很贴切。
王牧笛：
还有一个人我们不能忽视，就是范仲淹。他的“庆历新政”还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从今天看，他应该算是一个平民偶像吧，从小家庭贫困，后来勤学苦练终于当到了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他的“庆历新政”主要是针对当时腐朽的官僚政治，可惜过于激烈，最后被仁宗皇帝给废除了。
余秋雨：
这样的顶级文人一旦从政有一个共同特点：文化上的成就使他们非常固执，对一系列社会理念很难动摇。他们不像一般的政治人物那么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结果各种矛盾就因他们而更加复杂了。
范仲淹想在原有的官僚体制里进行改革，当然很难成功。王安石已经看到了范仲淹的失败，便吸取教训，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这个大文人实在是一个不错的改革者，他能够考虑到“青苗法”，在**和农民间建立了庞大的债权关系，还有“免役法”，即资金和劳役的替代法，这就更大胆了。这些改革使国家富裕了，却让许许多多地方财团非常恼火。要全面执行这些法令，当然需要一个强大的官员团队，这使王安石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皇帝一会儿支持他，一会儿听到好多反对意见后又不支持他，过一阵想
第四十二课 一群疲惫的文学大师(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