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理性万能的信念。”我不够资格跟指责伏尔泰得为苏联集中营负责的人争辩。但是我完全有资格说：“十八世纪不仅仅是属于卢梭、伏尔泰、霍尔巴哈的，它也属于甚至可能是全部费尔丁、斯特恩、歌德和勒卢的。”
十八世纪的小说之中，我最喜欢劳伦斯·斯特恩的作品《项狄传》。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斯特恩在小说的开端，描述主人翁开始在母体里骚动那一夜，走笔之际，斯特恩突来灵感，使他联想起另外一个故事。随后上百页篇幅里，小说的主角居然被遗忘了。这种写作技巧看起来好像是在耍花枪。作为一种艺术，技巧决不仅仅在于耍花枪。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每一部小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
“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其真意何在？”
斯特恩同时代的费尔丁认为答案在于行动和大结局。斯特恩的小说答案却完全不同：答案不在行动和大结局，而是行动的阻滞中断。
因此，也许可以说，小说跟哲学有过间接但重要的对话。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不就奠基于莱布尼兹的名言：“凡存在皆合理。”
当时的科学界基于这样的理念，积极去寻求每样事物存在的理由。他们认为，凡物都可计算和解释。人要生存得有价值，就得弃绝一切没有理性的行为。所有的传记都是这么写的：生活总是充满了起因和后果、成功与失败。人类焦虑地看着这连锁反应，急剧地奔向死亡的终点。
斯特恩的小说矫正了这种连锁反应
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