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青年又变成旧式的斯文人”。
鲁迅究竟是鲁迅，他从笔说到了人。“笔墨官司”所打的，原来是青年一代中国文人的人格选择。
这种人格选择的实际范畴当然比用笔用墨大得多。就在周氏兄弟写文章的前两年，当年讽刺过林琴南的五四文化新人刘半农作为教授参加北京大学招生阅卷，见到一位考生把“昌明文化”误写成了“倡明文化”，他竟为此发表了诗作并加注，考证“倡”即“娼”，嘲笑学生是不是指“文化由娼妓而明”。刘半农的这种讽刺显然是极不厚道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如今心目中青年学生应有的形象已经纳入一条乾嘉式的道路。为此，其他新文化人士十分不满，记得曹聚仁还借此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我们以为青年人错了的地方，很可能恰恰是对的，我们今天以为正字的，很可能是真正的别字；中国文字构架如此宏大繁复，青年人难免会经常写别字、读别字，这是青年人应享的权利。
曹聚仁也够水准，他同样从别字说到了人，与鲁迅相呼应。他国学根底深厚，却不主张让青年人重返港湾和庭院，反对他们在毛笔文化中把聪明才智耗尽。宁肯鲁莽粗糙一点，也不要成为古风翩然、国学负担沉重的旧式斯文人。
六
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在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
这并不妨碍书法作为一
笔墨祭(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