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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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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愧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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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许多天文数字可以引证,本文不作经济史的专门阐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每次全国性募捐,捐出银两数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们往常的观念,富裕必然是少数人残酷剥削多数人的结果,但事实是,山西商业贸易的发达、豪富人家奢华的消费,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业幅度和整体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万里间的金融流通过程中获利的,并不构成对当地人民的勒索。因此与全国相比,当时山西城镇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一八二二年,文化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政治建议,他认为自乾隆末年以来,民风腐败,国运堪忧,城市中“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因此建议把这种无业人员和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

抱愧山西(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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