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这个过程中，朝堂上的保守文官给引进先进火器的进程增添了很大的阻力。
比如儒学宗师刘宗周、黄道周等人，那可是正人君子的典范，在朝在野都有很大的号召力，连皇帝也不得不顾及到社会舆论。
这些儒学大师互相吹捧，似乎只要重用他们，就会天下贤人聚集，大明中兴指日可待。
这些儒学宗师是有学问，但在军事上却啥也不是，他们不但提不出“隆中对”这样的战略规划，还开历史倒车，反对引进红夷大炮等武器。
他们的军政理念的核心就是修心、修德，认为只要崇祯皇帝仿效尧舜，大明就万事大吉，搞定农民起义和建虏都是小事一桩。
至于火器，刘宗周等人认为那是细枝末节，并不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
“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今日不待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
刘宗周之流不仅反对制造红夷大炮，还大力反对引进葡萄牙炮手学习军事技术，主张驱除所有的传教士，将其“放还本国，以永绝异端之根。”
崇祯皇帝虽然保留了葡人技师来制造火炮，却不得不给刘宗周等人面子，没有雇佣葡萄牙炮兵升级明军的火炮技术。
但东江军用实战证明，先进火器在战争中确实能起到决定胜负的作用，这让崇祯又有了心理变化。
王承恩眨巴眨巴眼睛，终
第三百二十四章 崇祯的心理变化(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