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钓誉之徒。
崇祯皱起眉头，狠狠地骂了一句。这事自己要不准奏，恐怕会背上残苛待民的坏名声。
思虑再三，崇祯捏着鼻子、肉痛无比地批复道：“崇祯元年和二年的赋税可适当减免，日后不可再免。”
想了想，崇祯又提笔补充了一句，算是指点李应期，“贫富均纳，果能遵行无扰，自然好义乐输。”
大明子民都是识大局、顾大体的，为了国家，为了朝廷，苦一点也甘心情愿，都是好义乐输的良民。
没错，在崇祯眼中，便是这样的判断和结论。为了朝廷，为了国家，为什么不能牺牲一点，为什么不能勒紧裤带，共渡时艰呢？
只不过，崇祯高高在上，体会不到饥饿的滋味，那是能够令人发疯发狂的；他也不会理解流民走投无路、卖儿卖女的凄惨，和倒地等死的绝望。
万历四十六年，明廷因“辽事”紧急，加派“辽饷”，亩加银三厘五毫，第二年再加三厘五毫，第三年又加二厘，前后三加，即每亩加征银九厘。
崇祯三年，又强征“辽饷”，亩加征银三厘。
崇祯十年，强征剿饷；崇祯十二年，再征“练饷”。
在皇帝看来，不过是几分几厘的银子，何至于拿不出来；但在百姓看来，田地荒芜、颗粒无收，连碗粥都喝不上，又哪来的银子？
崇祯的所作所为，让他在临死时所说的“勿伤百姓一人”的话，显得是那么可笑而虚伪。
第二百六十八章 不恤民苦枉为帝(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