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能够增加大明财政的收入。只是这个办法亦有弊端，那就是会致使当地官府逼迫贫穷之家，从而衍生家破人亡的惨境。
正是如此，兵科给事中刘体乾上疏反对征收旧税粮，搬出了苏轼的观点“丰财之道，惟在去其害财者”，矛头直指老生常谈的冗吏和冗费二项。
这冗吏并不是什么书吏，而是公务员的泛指，指那些领取朝廷俸禄的人员，即所谓的“害财者”。
列举出来的数据亦是耸人听闻，汉代七千五百官员，唐代一万八千官员，宋代权冗至三万四千官员，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超八万员，加上文职共达十万余。
“今边功升授、勋贵传封请封，机构添设，大臣恩荫，加以厂卫、监局、勇士、匠人等等，岁增月益，不可悉举，多一官则多一官之费。请严令各部，请革冗滥，将可减俸银无数。”
矛头直指这些被誉为“害财者”的公务员，然而到户部进行商议这个方案时，却没有将矛头指向官员、勋贵、厂卫等，而是请汰“各监局人匠”。
大明的工匠可分为轮班工匠、住坐工匠和军匠三大类，其中大部分都属于地方的轮班工匠，而住坐工匠和军匠则是服务于朝廷各类衙门和军卫所。
前者的人数众多，且是自食其力，暂且不提。而后者便是此次朝廷要“征讨”的对象，因为住坐工匠和军匠都有着月粮或直米的待遇，朝廷要进行供养。
洪武十一年，朝廷明文规定：“在京工匠上工
第559章 坏心情(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