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有些失察之处？
徽宗还记得，自己登基的第二年即崇宁元年七月，蔡京于七月登上了相位，到了九月他就让朝廷下诏将九十八人打入元佑党籍，其中宰执以文彦博为首恶，待制以上以苏轼为首恶。罚状谓之奸党，蔡京又请自己御书，刻成石碑，树立在端礼门前。
到了次年，朝廷又下诏焚毁苏轼文集、传说、奏议、墨迹、书版、碑铭与崖志等，同时被禁毁的还有多人的文集。到了崇宁打尽，所以将贬抑的人数增加到了三百零九人之多。蔡京又自写了一份，诏颁天下州军令刻石置于监司长吏厅堂，俾所共见，以“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后来向太后的兄弟在入宫时曾告诉徽宗，有不少碑工不愿意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担心“得罪后世”；更有一些碑工借故不接这桩活计，其中有一位江西九江的碑工，说：“小人家旧贫窭，只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
朝廷的禁令，无疑是相当严格的，而且曾将赏钱增至八十万，可是像师师这样轻易就买到《东坡文集》，自然不是个别现象。徽宗早就知悉苏轼的文章一直就在读书人中秘密流行，而且越禁流传愈广，以至于很多人竟以收藏之富相夸耀，只是大家不敢直呼其名而改称为“毘陵先生【2】”。徽宗还听说，士大夫不能诵苏轼之文者，便自觉气索，而别人则常常鄙薄这种人为“不韵”。
此时徽宗越发觉得，当初所为确实有些过分了，何况当时上天已然
第八章 第六章 追赠待制（上）(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