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律之上的仍是君主皇帝的权力，所谓“出口即法，下笔乃律”，君王可以超越法律之上，凌驾于法律之外，这样的法实质是权大于法的王法，因而它谈不上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故而斐潜说“法尚君”。
这些资讯，在后世都不一定有人会去特别留意，更何况现在是在汉代。因为知识传播的速度相对较慢，并且多数是以家学这种形式进行传承的，因此很多时候汉代土著并没有机会接触到除了自家家学之外的一些东西，就算是有，很多也是其他学派的只言片语……
想象一下，一根竹简上最多只能写十几二十个字，然后一卷大都三四千字的模样，在这样的条件下，想要有大量的书籍来提供给个人，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了，因此在古代，基本上来说，一个人便只能是精修一个学派。
所以当斐潜不仅能够讲出法家的特色，并且还能和其他学派进行比较的时候，这些知识量基本上就不是一般的汉代士族所能掌握的了。
不过这个并没有结束，斐潜继续说道，“……文和承法家衣钵，当知‘好利恶害’四字，然成亦如是，败亦如是……”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曾言，“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并根据这一点出发，来制定相关的法律条例。
趋利避害性可以说是整个生物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本性。
喜阳的树木生长都尽量向阳，喜阴的生物都尽量向潮湿
第九八零章 瘟疫的阴霾(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