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除了经济与科学技术有所进步。愚昧闭塞、弱小落后、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几点，相对鸦片战争时的清朝而言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对现代文明规则毫无尊重接纳之意，对外国仍视其为“亡我之心不死”。对本国的理解也停留在“天道无常，时势更易”的水准。林义哲等一群人，正是因为深刻的了解这一点，才有了后来中国国运的根本性转变。
在《北京专约》签订完毕之后，各国公使纷纷前来总理衙门道贺，庆祝“中国和日本之间恢复了和平”，总理衙门一时间格外的热闹。
在条约签订完毕，林义哲的“全权”便被收回，这一日谕旨下达，免去了林义哲“全权头等交涉大臣”一职，改为“台湾事务大臣，总理衙门行走”，并加太子少保衔，并未授予他另外的职务，林义哲当然明白这当中的奥妙，是以在郭嵩焘对此大惑不解甚为不平的时候，并没有解释。
“你这一次要得如此巨款回来，功劳不亚于台湾逐倭，而条约方定，便如此冷落，未免有些过了。”
在贤良寺郭嵩焘的居所，郭嵩焘正和林义哲一边喝茶，一边闲谈。
通过这一阵子的合作应对日本人，郭嵩焘和林义哲已然一见如故，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呵呵，我之前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船政帮办委员，不过六七年时间，便数迁至此，朝廷恩赏不可谓不厚，我已知足了。”林义哲没有说出慈禧太后在“天地
第四百零三章 刘锡鸿(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