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相，在流求严格的监督制度下，他们表现得循规蹈矩，可到了打下的中原地区，别的派系的官员都将他们当作是天子嫡系，他们的权力失去了必要的监督，个人的欲望也就不可遏制地膨胀起来。
将吏治的清明寄托在官员个人的操守与道德上，这是最靠不住的。但以赵与莒的经历智慧和能力，他又不知道如何在这个时代，建立起能够制约这些官员的制度。只有蠢得臀部与大脑换了位置的人，才会以为引进后世所谓西方制度便可解决掉一切社会问题，也只有比这种人更蠢的家伙才会相信所谓西方文化一定优于中华文化。
那些人全然未曾想过，他们推崇的西方制度中非常重要和核心的一个内容，也就是文官制度，根本就是诞生于中华的科举制度与西方文明结合之后的产物。
若是说此前，赵与莒还可以凭借自己做为穿越者的智慧，对大宋各个方面进行指导的话，那么现在，他与如今大宋任何一个官员、儒生、士大夫没有两样，都是在摸索，在探究，究竟怎样的制度才能让这个社会更为公正，怎样的方法才能让大宋的工业化成果为绝大多数百姓所共享。
这是一个原则，赵与莒坚决不会允许那种最少数人独占社会财富，凭借自己掌握的行政、舆论等等诸多特权，大肆侵吞百姓辛劳与智慧成果的事情，在赵与莒看来，那种人便是整个华夏的癌细胞。
故此，在单独面对崔与之许久之后，赵与莒终于开口了。
三零六、兴亡(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