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还正派。保良并不认为他是坏人，但绝对相信他能坏事。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一旦被媒体曝光，对他和菲菲，对他的单位，都终将凶多吉少。
整整一个星期，除了周末和周六的晚上保良和张楠在一起吃饭并看了一场电影外，其余的休息时间他都这样穿戴整齐地上街乞讨。乞讨所得的数额每天不尽相同，多时一天四百多块，少时只有几块散钱。时间长了保良才体会到乞讨也不是个好干的事情，面子上的难堪到后来已不是最大困难，躲避城管、保安的驱赶和记者的纠缠，才更加需要操心。
乞讨给保良带来的，既有被同情的感动，也有被怀疑和讥讽的伤害。他强迫自己的脸皮越厚越好，碰上个别恶语谩骂的，只能学着忍气吞声。为了得到更多施舍，他甚至把乞讨从地铁站口搬进了地铁车厢，在拥挤的车厢中向近在咫尺的乘客端起乞讨的牌子，对乘客会形成一种难以躲避的高压，尤其是那些慈眉善目的女性，面对牌子上恳求的言辞和保良恳求的目光，总会有人拿出钱来。保良也知道这样的乞讨方式有点近于强迫，不太道德，甚至，令人厌恶。但纸盒里的虚实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种更大的压迫，令他不免利令智昏。好在这种车厢乞讨的行为很快被群众举报，保良很快便被乘警和列车工作人员扣留并带到地铁派出所进行训诫。严厉的训诫保良尚可承受，难以承受的只是，一天讨来的钱款全被没收。
当钱款可以凑足一千元的整数时，保良把钱送到了菲菲的住
十七(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