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不完，多少话似乎也无需再说。他们二人并肩在村外的小路上走着，似乎彼此都能感到对方的心跳。
李玉兰仰望着深邃的夜空，轻轻叹了一口气，说：“两年毕业以后，我回来。”
王普济沉默了一会儿，说：“回来吧，我等你回来。”
李玉兰瞥了他一眼，扑哧一笑：“大队上何支书和村里人也都这么说。”
“是吗？都这么说，我也这么说。”王普济也笑了。
听起来不是什么豪言壮语，也似乎没有什么壮志凌云，这朴实挚切的话语，只有身处其境的知青才能品味出其中的意韵，可以说这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流露，也是他们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因为当时对学生的分配原则是“社来社去”（注：社即公社，就是从农村招上来的学生毕业后仍分回农村去），而面对知青们叵测的命运，他们也不敢有过妄的奢望。
或许也是一种天意的使然，李玉兰走后时隔一年，王普济也获准考取了聊城师范学校。
也就是从那以后，扎根茌平的“知青生活”开始了支离破碎，原先比较完整且颇有生气的知青小组，逐渐就象秋后的蒲公英一样风一阵雨一阵便七零八落地凋散了。
让人意想不到和凄凉的是，曾经那么轰轰烈烈锣鼓喧天波及到全国千万学生和家庭的上山下乡运动，竟是这么含含糊糊地拖了一个不明不白的冗长，烟消云散了。
几乎每一个知青小组离去的同学在临行前都
虽然是这样，但我们无愧(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