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义是，无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国王或皇帝也得受其约束，不可随心所欲。而中国的法家思想恰恰相反，除了君主，法家不承认任何权威和规范，更不用说什么法治了。他们心目中的法律，只反映统治者的意志，而非社会的道德共识。这样的法律，分明是命令而已。
西方人将司法权与行政权分开，从制度上落实法治的想法，这在2000多年的帝制中国始终没有产生过。故而台湾学者卢建荣说得没错，“一部中国人权史就是一部政治凌驾司法的历史”。这句话出自《铁面急先锋》一书的自序。矛盾的是，卢建荣写此书的目的，却是要从欠缺法治架构的中国历史中，找出闪光的法官个例，这岂不是鸡蛋里挑骨头？
虽然稀少，“骨头”还真有。由于没有制度保障，法官的骨头还很硬，不怕贬谪流放杀头，再大的风险都敢担。另一方面，面对巨大的风险，他们在法律素养上对自己要求很高，绝不逞一时之愚勇。卢建荣说，这就叫智勇双全。想想也是，若非如此，他们不可能在毫无希望的政治格局里创造正义的奇迹。
《铁面急先锋》主要聚焦武周时期，也兼顾公元514-755年间的一批司法者，特别是担任过司刑寺丞、侍御史、大理少卿等职的徐有功，以及先后的同行狄仁杰、苏珦、张行岌等人。之所以重点放在那段时期，我想除了作者专攻隋唐史的原故，还因为武则天当政之时，政治压倒法律的固有局面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第十四章 不低头(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