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一番后，扶桑外相陆奥宗光下令法制局按照“文明国家”的程序对事件进行调查。
从7月27日到正式宣战的8月1日，在这短短一周内。
扶桑搜集了大量证据，主要由“熊本号”军官、获救的高升号船长和大副的调查笔录，以及其他一些获救者的证词组成，其中高升号船长成为关键证人。
随后，“文明国家”扶桑按照“国际惯例”形成《关于高升号事件之报告书》。这份没有另一当事方大清国参与的单方报告，居然在后来英国的两次海事审判听证会上大派用场。
于此同时，扶桑政府全面展开“危机公关”。
精明的扶桑人就已经弄清楚英国主要媒体的“办事价码”，大洋王国在这方面做的就非常好，他们照葫芦画瓢，事件发生后，扶桑立马向路透社行贿600英镑以换取“关照”，几天后又提供了1000英镑的“工作经费”。
仅一周的时间，扶桑人通过驻外使领馆向欧美舆论界投入上万英镑，就连大洋王国的《世界日报》《布里斯班信使报》《墨尔本记事报》都收到了多少不一的感谢费，以求嘴下留情。
在如此强有力的“危机公关”下，扶桑成功争取到一些英国专家学者在媒体上公开为其辩护。
8月3日，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辩称“击沉高升号是合理合法的行为”。
8月6日，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在《泰晤士报》刊登了同样论调的文章
第690章暗地勾连(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