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发表于报章，至少有不察之过的；但是胡委员却硬说是“近极端言论自由者之过”。
官僚权势者们大约都习惯于这种蛮横态度。另一面，胡汉民的演说，明明是对着胡适，代答却又诡辩说，“必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这就使胡适明知受了诬诋，却也不好追究了。
那时，胡政之写的《新都印象记(二)》，也记有胡汉民的上述谈话。胡适便写信去询问。胡政之复信说，胡汉民当日确是指名道姓，针对胡适而发。这使胡适更明白了党国要人对他态度。
但更使胡适感到惊异的是胡政之复信中提到的另一件事，再者：“来函受过北平公安局检查，亦殊可异。敝处每日得北平文件甚多，久未见检查图记，兹寄还函面，乞注意。”
即是说，胡适迁居北平以后，当局对他的言论仍十分注意，往来信件也要受公安局的非法检查。
胡适离开上海，本意也想为留在上海的《新月》杂志的同仁们减轻压力，但同样事与愿违。他离开，《新月》杂志仍不时遭国民党当局的扣留与查禁，主要撰稿人罗隆基甚至遭拘捕。
罗隆基经保释后，他作了《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一文，载在《新月》第3卷3期上。当局又认为该文“挟忿诋毁”，要求光华大学撤销罗隆基的教授职务。敲破他的饭碗，自然这也是当局对他和胡适一起谈人权的事的秋后算账。
1931年初，胡适去上海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五次常会，他借机努力为罗
第567章 麻烦未了(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