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时，他在第六章里再三申说‘过渡时期’的重要，很明白地说‘在此时期，行约法之治，以训导民人，实行地方自治。’至民国十二年一月，中山先生作《中国革命史》时，第二时期仍名为‘过渡时期’，他对于这个时期特别注意。他说：第二为过渡时期。在此时期内，施行约法(非现行者)，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以一县为自治单位，每县于散兵驱除战事停止之日，立颁约法，以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以三年为限，三年期满。则由人民选举其县官。……
革命政府之对于此自治团体只能照约法所规定而行其训政之权。
“又过了一年之后，当民国十三年四月中山先生起草《建国大纲》时，建设的程序也分作三个时期，第二期为“训政时期”。但他在《建国大纲》里不曾提起训政时期的“约法”，又不曾提起训政府期的年限，不幸一年之后他就死了，后来的人只读他的《建国大纲》，而不研究这“三期”说的历史，遂以为训政时期可以无限地延长，又可以不用约法之治，这是大错的。
“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虽没有明说‘约法’，但我们研究他民国十三年以前的言论，可以知道他决不会相信统治这样一个大国可以不用一个根本大法的。况且《建国大纲》里遗漏的东西多着哩。如廿一条说‘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是训政时期有‘总统’，而全篇中不说总统如何产生。又如民国十三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
第556章 人权与约法(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