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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1922年《墨经校释》出版时，粱启超把自对胡适序言的答辩放在书前，把胡适的序言放在后面。胡适在日记中认为此举“未免太可笑了”。
3月23日，胡适写成《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一文。对于1919年底自己曾参与发起的北京工读互助团，胡适承认有些草率和不切实际，他认为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根本错误在于只做了“工”的计划，没有做“读”的计划。胡适希望有了组织可以使工读容易实行，不希望用这种组织来“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胡适认为“工”的方面应该注重分工，注重个性的不同；“读”的方面应该采用互助的组合，应该注重自修能力的培养。
胡适不仅重视大学对于推动高等学问研究的作用，也很重视中学对于普及知识，培养基本素质的作用。
3月24日，胡适写成《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在这篇文字中，胡适拟定了一个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1)人人能用国语自由发表思想；(2)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3)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4)人人有懂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胡适除了提出自己关于中学国语文(白话)、古文教材与教授法的设想外，还提出“演说与辩论”作为国语与国语文的实用教法，他从自己的亲身感受出发，指出“演说辩论最能帮助学生养成有条理系统的思想能力”。此外，胡适非常注重文法，认为不懂文法的人，绝不配成为国文教员，应该把文法与作文归一
第531章 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6/7)